早前中文互联网有一句调侃：“天不生大英，万古如长夜。”

虽然是一句玩笑，但近代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感确实高得惊人。从文艺复兴、科学革命到后来的工业革命，一串我们从中学课本就开始认识的名字，都来自这个不算大的岛国。

比如莎士比亚和牛顿。

我们在语文和历史课里认识莎士比亚，他是早期现代英语发展史上最具象征性的人物之一；我们又在物理课上认识牛顿，经典力学的大厦几乎以他的名字为地基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两个人似乎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。

直到前几天，我突然好奇查了一下他们到底差了多少年。

结果很有意思。

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，1616年去世，享年52岁；牛顿出生于1643年。

也就是说，莎士比亚去世仅仅27年后，牛顿就出生了。

如果比较出生年份，两人确实相差79岁。但这个数字其实容易制造错觉。莎士比亚真正大量创作、对英语文化产生影响，已经是1590年代以后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从莎士比亚的创作高峰到牛顿出生，中间其实不过四五十年。

这就突然变得很近了。

一、如果把这段历史平移到中国

为了理解“四五十年”到底有多近，可以做一个不完全严谨、但非常直观的类比。

1919年前后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。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等一代知识分子，参与了一场对中国书面语言影响极其深远的变化。

假设把这一代人的活跃期看作“莎士比亚时代”，再往后推四十年，差不多就是1959、1960年前后。

而1960年前后出生的中国人是什么一代？

他们十八九岁赶上改革开放，二三十岁进入1980、1990年代，到2000年前后正值四十岁上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恰好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研、工程、教育、工业、企业管理等各行各业的一代主力。

这时候再回头看，就会出现一种非常奇妙的历史距离感。

一个1960年出生的中国科学家，当然不可能见过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。他的科学思想也绝不是胡适或者鲁迅教给他的。

但是，他从小读书、写作文、接受现代教育、阅读科学教材时所使用的书面汉语，却已经是经过此前几十年巨大改造之后的现代汉语。

现代中国大量新词、新概念和新的表达体系，本来就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跨语言翻译、借用和重新定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。[1]

他甚至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这场语言变革留下来的成果。

牛顿与莎士比亚之间，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距离。

二、那么，能不能说莎士比亚“帮助产生了牛顿”？

不能。

这一步如果跨出去，文章就变成了一个漂亮但错误的故事。

首先，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坐在书桌前“设计现代英语”的语言改革家。

今天经常有人说，莎士比亚“发明了1700多个英语单词”。这种流行说法实际上很大程度来自早期词典中大量词汇的“最早书面例证”恰好出现在莎士比亚作品中。随着历史语料库不断扩大，研究者已经发现不少所谓“莎士比亚首创词”其实存在更早用例。[2]

所以，更准确地说，莎士比亚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语剧烈发展时期最耀眼的参与者之一。

印刷术的发展、宗教改革、大量古典作品的翻译、《钦定版圣经》、戏剧和出版业繁荣，以及莎士比亚、马洛、培根等无数作者，一起扩大了英语能够表达的世界。

而近代英国“用本民族语言书写科学”本身，也已经被研究者作为一种独立的新文类和文化现象研究。[3]

所以真正发生的并不是：

莎士比亚改造英语→牛顿因此成为科学家。

而更像是：

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，英语正在迅速成为一种能够承载越来越复杂思想的成熟书面语言；几十年以后，牛顿恰好出生在这个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语言世界里。

语言是基础设施，而不是科学发现本身。

有高速公路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一家伟大的汽车公司，但如果连路都没有，很多东西确实会变得困难得多。

三、但这里马上会出现一个反例：法国呢？

想到这里，我自己马上意识到一个漏洞。

牛顿时代又不是只有英国有大科学家。

法国有笛卡尔，出生于1596年；有帕斯卡，出生于1623年。难道法国没有莎士比亚，所以法国科学就发展不起来了吗？

恰恰相反。

继续往下查，事情反而变得更有意思了。

因为法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，也在做类似的事情，只不过法国人的方式非常“法国”。

他们成立了一个官方机构来干这件事。

1635年，黎塞留主持建立法兰西学院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法兰西学院当年的章程里就明确规定，它的重要任务之一，是为法语建立稳定的规则，让法语变得纯正、雄辩，并能够用来处理“艺术与科学”。[4]

注意最后几个字：

艺术与科学。

这句话几乎把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直接写在了17世纪的官方文件里。

它说明当时的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：一种民族语言不仅要能够写诗、讲故事，也必须拥有表达哲学、自然研究和复杂知识的能力。

法国并没有出现一个简单对应莎士比亚的“法语之父”，但它经历了自己的语言标准化和知识语言建设过程。

更巧的是，1637年，笛卡尔出版《方法论》，选择使用的正是法语，而不是当时传统学术界最习惯的拉丁文。

这距离法兰西学院成立只有两年。

所以法国不是这个故事的反例，它反而提醒我们：

真正值得观察的，也许从来不是莎士比亚一个人。

四、真正的大背景，是欧洲的“知识语言换挡”

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很长时间里，欧洲高级知识有一种共同语言：拉丁文。

一个英国学者、法国学者、德国学者，即使母语互不相通，也可以用拉丁文写书、通信和讨论学术。

拉丁文本身因此构成了一个跨越国界的知识共同体。研究近代欧洲语言史的历史学家Peter Burke就专门讨论过这种拉丁文共同体，以及随后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竞争、标准化和扩张。[5]

所以17世纪欧洲真正发生的事情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“民族语言打败拉丁文”。

牛顿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1687年出版的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仍然使用拉丁文。

但到了1704年，牛顿出版另一部重要著作《光学》时，使用的已经是英语。今天保存的1704年首版文本里，开篇就是直接用英语讨论如何通过“Reason and Experiments”研究光的性质。[6]

这时的欧洲实际上开始形成一种更复杂的知识语言结构：

拉丁文继续承担欧洲跨国知识共同体的功能，而英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等民族语言，也开始越来越有能力承载最高等级的知识。

科学第一次有机会同时拥有两套传播网络。

向上，可以通过拉丁文进入欧洲学者共同体；

向下和向外，又可以通过本民族语言进入更广阔的本国社会。

这也正是为什么，今天研究近代科学史时，“拉丁文向民族语言转移”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，而不是语言史上的边角料。[3][5]

从这个角度再看莎士比亚，就会发现他的历史位置很微妙。

他当然没有教牛顿万有引力。

但莎士比亚所代表的那个时代，恰好处在英语迅速扩大自身表达边界的阶段；而牛顿，则属于这种变化之后的一代人。

五、这又让我想起1919年

于是最初那个随手搜索的问题，又绕回了中国。

新文化运动当然没有“制造”改革开放以后那一代科学家、工程师和企业家。

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涉及教育制度、大学、工业化、翻译、西方知识输入、国家制度以及后来几十年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。

把这一切归功于白话文，无疑是荒唐的。

但是反过来说，现代中国要建立一个让亿万人接受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工程和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知识体系，总得先有一套能够方便表达这些东西的现代书面语言。

今天一个学生写下“物质、速度、质量、能量、社会、经济、哲学、科学”这些词的时候，他不会意识到，其中大量现代概念曾经经历过复杂的翻译、选择、争论和重新定义。

研究现代中国语言与思想史的刘禾，把这种新词、新意义和现代知识在中文、日文以及西方语言之间迁移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，概括为“跨语际实践”。[1]

这其实给前面的类比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限制：

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过程当然不同，但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，往往都伴随着语言本身对新知识的吸收、改造和重新组织。

因为语言革命一旦成功，它就会消失在日常生活里。

后人会觉得：

这些词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？

六、我们会不会也正在阻止一种新的语言出现？

想到这里，我又联想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只要词典增补一个新词、调整一个读音，或者某个原本被认为“不规范”的用法被正式收录，总会有人非常愤怒。

“怎么连字典都向错误妥协了？”

“大家都读错，难道错的还能变成对的？”

这种反应其实很容易理解。

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语言规范，会被内化成一种近乎自然法则的东西。一个字就“应该”这样读，一个词就“本来”是这个意思。

但问题是，语言从来没有真正静止过。

甚至现代词典本身，也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真实语料来判断一个词、一个词义究竟是如何被人们实际使用的。“最早用例”也会随着新史料发现不断提前。[2]

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读音、词义和句法，本身也是一代又一代变化之后留下来的结果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变化都是好的，更不意味着任何人为修改词典、调整标准都天然正确。

一种读音是否真的已经广泛改变，一个新义是否已经稳定存在，规范机构到底是在记录真实语言，还是在主动制造新标准，这些当然都可以讨论。

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。

我们今天如此自然地赞美历史上的语言革新，却未必能够接受发生在自己眼前的语言变化。

莎士比亚时代出现的新词、新表达，在当时未必人人都觉得优美。

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，在今天看来几乎理所当然，当年却同样遭到过激烈反对。

历史已经替我们完成了筛选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，只是那些最终成功留下来的部分。

可我们身处今天，就没有这种上帝视角。

网络语言会不会留下来？

某些被认为“误用”的词义，会不会最后成为新义？

今天让很多人觉得刺耳的读音，一百年后会不会变成唯一正常的读法？

没人知道。

一百年后的人回头看今天，也许会发现，我们现在极力维护的某些“正确”，早已经成了旧规则；而我们今天看不顺眼的某些表达，却已经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汉语。

这当然不是说，我们应该放弃语言规范。

规范本身也是语言能够稳定传播知识的重要条件。

只是规范与变化之间，从来不是“正确”和“错误”这么简单。

法兰西学院当年一面试图给法语制定规则，一面又明确提出要让法语有能力处理新的“艺术与科学”。[4]

这两件事其实并不矛盾。

语言既需要稳定，才能积累和传递知识；也需要变化，才能描述一个不断出现新事物的世界。

莎士比亚时代如此，新文化运动如此，今天当然也不会例外。

于是最初那个问题——“莎士比亚和牛顿到底差多少年”——最后反而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：

当一种语言正在变化的时候，身处其中的人真的认得出来吗？

也许我们都喜欢历史上的语言革命。

只是轮到自己的时候，谁也不知道，自己究竟是在维护语言，还是恰好站在了下一次变化的路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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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

[1] Lydia H. Liu（刘禾），Translingual Practice: Literature, National Culture,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—China, 1900–1937，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，1995。研究近代中国新词、新意义和现代知识在中文、日文与西方语言之间迁移、重构的过程。

[2] Mathew Gillings 等，Shakespeare’s Neologisms: From Myth to Evidence，Encyclopedia of Shakespeare’s Language Project，Lancaster University，2019。讨论“莎士比亚发明1700多个词”这一流行说法，以及历史语料库扩大后对莎士比亚“首见词”进行重新核查的问题。

[3] Felix Sprang，“Trite and fruitlesse Rhapsodies”? The Rise of a New Genre in the Light of National Identity: Vernacular Science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，Anglia，Vol.124, No.3，2006，pp.449–473。讨论近代早期英国本土语科学写作的兴起。

[4] Académie française，Statuts et règlements de l’Académie française，22 février 1635，Article XXIV。规定学院应为法语建立规则，使其“纯正、雄辩，并能够处理艺术与科学”。

[5] Peter Burke，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，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，2004。尤其参见“Latin: a language in search of a community”“Vernaculars in competition”“Standardizing languages”等章节。

[6] Isaac Newton，Opticks: Or, A Treatise of the Reflections, Refractions, Inflexions and Colours of Light，London，1704；电子文本见 The Newton Project, University of Oxford。该项目目录明确标注1704年版《光学》正文语言为English。

[7] 可进一步参阅近代欧洲科学语言史中关于拉丁文与民族语言并存、转移的相关研究。本文所称“知识语言换挡”，是为了科普表达方便所作的概括，并非学界固定术语。